编者按

　　本栏目11月18日刊发《养犬：立法应与民意良性互动》一文后，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意见。而此次刊发的文章作者显然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文章探讨虽限于北京，但编者认为对其他地区同 样有借鉴意义。本文系作者一家之言，期望能有更多的读者朋友发表您的高见。
　　

养犬问题，归根到底不是人与狗的矛盾，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具体到社会管理中，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实中，不少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的规定并不相一致，导致有关部门在履行相关行政职能中出现某些偏差，笔者希望此文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以更好地促进依法行政，建立和谐社会。

一、“养犬登记证”收费的法律瑕疵

　　行政许可法第5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预算予以核拨。”依据此条规定，北京市有关机关依申请办理“养犬登记证”的过程中是不能收费的。
　　可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却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符。2003年9月5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2003年9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养犬登记和年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登记办法》”)。《登记办法》第11条规定：“养犬人在办理养犬登记或者年检时，应当同时向办理登记或者年检的区、县公安机关缴纳管理服务费。”实际操作中，有关机关也在严格的执行这一规章———先交钱再办证，不交钱就不许可。
　　当“管理服务费”的收取与办理行政许可直接挂钩的时候，“管理服务费”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行政许可费”。另外，收费各环节操作的不公开，更强化了这种性质。这里说的不公开包括费用定性、额度制定、收支情况的全过程。
　　这种做法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收费的合法性被严重质疑；行政相对人认为收费额度的制定缺乏透明性，其合理性受到怀疑；收支情况的不透明造成了行政相对人认为有关机关“只收费而不服务”；收费额度的“一刀切”政策导致部分生活困难家庭无力支付。
　　以上几点问题的连锁反应就是因抵触心态和经济原因导致不交费、不办证，政府对一大批无证犬脱管，随之带来的免疫、卫生等问题成了养犬问题中的核心部分。

笔者建议：

　　第一，将“管理服务费”的收取与“养犬登记证”的办理脱钩。依法审批、管理、服务是政府职责，不能因为养犬人的违法行为给全社会带来隐患。这就好比已经在各地普遍采取的“安全套在娱乐场所的免费重点发放”的措施。这并不是对违法行为的合法评价，而是对政府管理服务职责的充分履行。毕竟，在两个社会价值面前，执政者应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二，就“管理服务费”的相关问题采取政务公开的方式。在收费额度上，由政府、专家、行政相对人三方参与研讨，并征求公众意见，综合各方意见确定收费额度。对生活困难等特殊群体要采取减免缓交费用的措施，同时保证免疫、卫生等基本服务项目的享受。收费用途由政府在收费前以公告等方式向社会明示，相关管理服务措施要明确具体。收支情况要定期制定报告，反馈给社会。
　　第三，建立合法合理的管理体系并将养犬行为纳入管理服务范围后，再依法对违规养犬人(而不是犬)采取重罚。

　　二、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规定的制定和公布存在法律上的瑕疵

　　第一，制定主体违反行政许可法。北京市公安局和农业局制定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实施养犬行政许可的具体标准进行了界定，例如规定列举出的41种犬和提高超过35厘米的犬为不予行政许可的大型犬、烈性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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