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全国共有714人死于传染病，其中狂犬病死亡人数达到326人，居首位。这也是狂犬病连续第六个月高居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首位。狂犬病是迄今为止人类病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病死率高达100%。

　　国内狂犬病发病人数连续8年呈增长态势。10月25日，在第81期东方科技论坛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振说，以前在若干年无疫情的地区，近来又出现了情况。比如，贵州安龙、湖南省张家界等地曾经10年、甚至20年未有狂犬病疫情报告，但近来却出现了高发迹象。

　　养狗引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噪音扰民，传染疾病，咬人、伤人，随地便溺等。由狗引发的纠纷和交通事故等社会公共问题越来越令人忧虑。

　　在山西省离石县，一名年仅9岁的小男孩被两条狼狗疯狂撕咬而致死。辽宁葫芦岛一名15岁的女中学生在上学途中，被五六条狗咬断颈部动脉而死。四川成都有一位76岁的老太，因为想赶走两只打架的小狗，右眼被狗咬伤，突发狂犬病死在医院里。

　　在贵州，毕节市金沙县城关镇幸福村83岁的老太杨实贤被村里的一条小狗咬伤，两个月后突发狂犬病，并先后咬伤34名村民。

　　在江苏泗阳，某中学一位曾经被狂犬咬伤的初一学生，在课堂上狂犬病发作，竟连续咬伤3名同学。

　　这一则则恶狗伤人的消息经媒体披露，舆论哗然。狗患，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公害。

　　关于狗患，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狂犬伤人。据了解，长沙市疾控中心从10月1日至22日共接诊了被狗咬伤的市民173人，平均每天为7－8人。

　　养狗热背后

　　狗，何时成患？倒退几十年，城市中的人们还在为温饱奔波，自己都食难果腹，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和食物喂狗、养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城市“养犬热”悄然兴起，宠物粮、宠物用品、宠物医院应运而生。由于养狗者不分男女更无论长幼，一时间“狗市”兴旺。

　　宠物热，体现了社会从物资匮乏到物资过剩的变迁。据调查，众多养狗者都经历了从乡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温饱型生活方式转变为小康型生活方式的过程。这种转型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反映在养狗这一问题上，则集中体现为“养狗成患”。狗折射出城市新市民的转型之痛。

　　长沙市一位“宠友”向记者介绍，养狗人群中有吃低保的，有摆阔显富的，有新锐前卫的，还有一时心血来潮的“票友”。

　　在城市中，狗被赋予了另一种职能：帮助人们消愁解闷，增加生活的乐趣。实际上，绝大多数养狗人并非是动物爱好者，他们养狗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家方向新说：“城市宠物热的背后，体现更多的是城市人那份特有的孤独感。”

　　各地“治狗风暴”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狗患，各地相继展开“治狗风暴”，最为著名的要属云南牟定和山东济宁。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7月，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被狗咬伤的群众达到360人，死亡3人。这3个人有的是被自家的狗咬伤，有的是被流浪狗咬伤，均在14－30天内出现发热等症状，经临床诊断为狂犬病，最终医治无效而死亡。

　　考虑到态势已失去控制，牟定县政府决定从7月25日到30日，全县5万只狗必须全部扑杀干净，即使按规定接种过疫苗的狗也不能幸免，只有公安局用于破案的警犬和一处守卫军火仓库的军犬能保住性命。

　　据称，牟定县扑杀狗的方式多样，有的人用绳子吊，有的人用电触，有的用棍子打，也有的人用药使狗“安乐死”。

　　在距离牟定数千里之外的北方小城——山东济宁，狂犬病疫情的大幅上升，也引发了政府的打狗行动。截至8月3日，先后有16人因狂犬病死亡，济宁市开始采取措施，在出现狂犬病病例的村庄，扑杀5公里范围内的狗；5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畜牧部门为狗强制免疫。

　　随后，福州、宁波的“捕狗队”也在积极行动，很快贵州六盘水也发布“打狗令”。此后，北京、广州、上海、青岛、天津也陆续对狗患“宣战”。

　　一时间，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又重演，“治狗之风”遍布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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