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养狗不独中国有，世界各国都有，西方发达国家养宠物狗比我们早也比我们多，但因狗德问题引发国民意见分裂、政府组织集体打狗的现象似乎还是闻所未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狗患背后，其实暴露的是我们人在管理上的漏洞，因为狗虽然有灵性，但是却不懂人类的法律，要管好狗，关键还是要管好人。

　　从小处着眼，狗患从来是人患。看一个人怎样养狗，就可以为他（她）在文明进化史上定下坐标。

　　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那种野蛮、血腥、暴力的解决手段已遭到社会群体的普遍反感和唾弃，动物立法的过程虽然艰难，然而却是大势所趋。

　　长沙警方针对狗患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本报记者陈安庆 长沙报道

　　狗年大喊打狗，这恐怕是人类和他们的朋友——狗狗们都始料不及的事。如果说，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令人无奈，那么，面对狗患危害，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除了简单的“捕杀”，是否还有更好的对策？狗也是有感情的，可它们连一个摇尾乞怜的机会都没有。

　　“运动式暴力捕杀”遭遇质疑

　　观察这次各地关于“打狗”问题的处理方式，基本还是采取危机状况下的动员模式，即一旦当公共安全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动员一切行政力量来消除狗患。

　　但是，根据长沙小动物保护协会向记者提供的《中国犬只管理及狂犬病控制建议书》来看，一味捕杀并不一定有效：印尼佛罗力斯岛为了防止人类感染上狂犬病，捕杀了80万到100万只狗，然而时至今日，狂犬病仍蔓延在岛内的犬类动物中，不必要的人员伤亡还在继续。

　　这种“运动式暴力捕杀”的打狗法，引起各界的广泛争论，许多法律学者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者谴责这种行为“残酷血腥”。

　　支持者认为，“打狗风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如果采取逐个甄别的方式，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有可能导致新的伤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本着“动物至上”的原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公众如果可以理解当地政府的苦衷，那么对“打狗风暴”产生的谴责就会自动消隐。

　　反对者认为，对狗暴力捕杀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众“野蛮解决”的示范，虽然，患有狂犬症的“害群之狗”，对人构成了威胁，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

　　湖南商学院副教授、社会评论学家李湘树说，而现实中，一些部门执行的是一套传统而原始的短期突击式行政管理手段。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平时出现小状况无人过问，一定要等到狗患猖獗，严重到一定程度后才下决心治理。这是在重复高额的行政成本。此外，养动物的很大群体是由于心理危机需要慰藉，因此我们在打狗时，还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问题。

　　长沙本土作家曹建泉认为，实际上，如此的运动式管理方式是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管理模式一脉相承，“运动式的打狗”体现了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惰政”和“智慧缺失”。曹建泉说，狗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具有服从的天性；只要训练得法，是可以让狗狗“令行禁止”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平均一个家庭就有三四条狗，但从未出现所谓的“狗患”问题，原因在于他们的管理得法，而且养犬人素质较高，大家形成了文明的养犬行为规范。引发“狗患”的根源在于“人病”；引发“灭狗”狂潮的根源，同样在于“人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研究员唐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狂犬病的流行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规健全有直接关系的。

　　唐青举例说，“发达地方狗的数量一直都很多，但狂犬病病例却很少发生。远的不说，就以我国的香港为例，那里几十年都没出现过狂犬病的病例。”所以她认为，某些地方用大规模灭狗等方式来解决狂犬病流行问题实际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样做未必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面对种种压力，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相关负责人还专门澄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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