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巴金先生听来的，据说有个不太大的城市里住着一位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的邻居养着一只小狗，这位艺术家和小狗相处得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这位艺术家被批判，斗争，痛打，不但头破自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他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扑到他的跟前，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打它，踢它都没有用，最后被专政队打断了后腿。自此以后，艺术家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第二个故事是巴金先生养的那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这条小狗的旧主人是瑞典人，起名的译音叫“斯包弟”。那位瑞典人要离开上海回国，便把“斯包弟”送给了巴金先生的一位熟人，这位熟人1959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时，又把这“斯包弟”送给了巴金先生。为了简化这个名字，就叫“包弟”。小狗在巴金先生家里待了7年，和家人相处得很好。有时巴金先生在客厅里待客或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一家日本通讯社到巴金先生家里拍电视片，也拍了小狗的镜头。日本作家由起女士到巴金先生家里作客，特别喜欢日本产的包弟。以后由起女士见到巴金先生，总会问：“你家小狗怎样？”

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因为小狗经常尖声吠叫，惹得红卫兵们声言要杀掉小狗。巴金先生因为怕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自已家里来，迫于无奈，几经研究，最后把小狗送给医院作解剖实验了。巴金先生为此感到内疚。在文章中说： “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已，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已，我不能原谅自已！”

看了这两个故事，在我心底里引起共呜。我很同情这两个小狗的遭遇，也使我联想到我见过的很多很多的狗。

小时我们家乡过新年，经常有一些叫化子带着小狗到各家各户讨饭，讨饭的在户主门前唱着“新年新岁新花开，新新大吉进门来，……”等吉祥的歌儿，小狗在旁边跪拜行礼，祈待户主施舍点年糕、大米之类的食品或钱物。当户主给了东西之后，它还拜了几下才离开。这些小狗除了帮助主人行乞之外，好似也知道自已主人的卑贱，当别的小狗吠它咬它时，它只有挟着尾巴躲在叫化子的脚下，从来不敢还嘴。人们常说 “狗仗人势”，它大概他也知道自已没有什么势可仗，只有挟着尾巴做狗！对这些狗我也同情它，可怜它。

1962年我们机关老梁养着一只小黑狗，是他下放到农村担任支部书记时，三同户的母狗产了一窝狗仔送给他的。那时他还没有成家，凭每日八两米的定量标准，在自已的饭碗里省出几口饭养活这只小狗，在饭堂里大家都喜欢它，有时我们也揍热闹在自已的饭碗里送给它一口饭。它和每个人都很亲热，从来没见它吠过别人，就是对外地来办事的人，也是摇头摆尾的十分可爱。

小狗慢慢的长大了，黑油油的毛伴着一身肥肉，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惹起了同志们的馋嘴，那时困难啊！人们差不多几个多月没月吃过一次肉，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才照顾一斤油。有些同志提议把黑狗杀掉让大家吃一餐，这个提议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只有老梁说：“你们要杀我不反对，但我不忍心参与行动，它的肉我也不忍吃。”老梁这么一说，大家也犹疑了，暂时放了下来。黑狗似乎并不知道人们对它的议论，对每个人照样亲热。

过了一段时间，老梁主动提出说：“这个狗还是杀了罢，我们有些同志饿得水肿了，听说狗可以补一下身体。”老梁这么一说，大家又活动起来了。问题是由谁当杀手。老梁是我们这班人中最会做吃的，他横下一条心，拿绳子想去套狗饽子的时候，狗一点也没看出他的恶意，在他的跟前顺服地舐着他的裤腿。这时老梁手软了，丢下了绳索跑回房子里静静的坐着发呆。过了很久很久，他走到办公室给饭堂总务谭叔挂了电话，请他帮忙杀狗。

谭叔来了，他杠着一条竹竿，竹竿的顶部套上一条绳，黑狗对着他望了一下，还是在他跟前亲切地摇着尾巴，谭叔手急眼快，一下子套住了狗脖子，那时黑狗疯狂地挣札，嘴里发出模糊的惨叫，随着绳索的牵动它瘫了下来，被拖走了。

晚上除了老梁之外，我们每人吃了一盅狗肉。老梁不忍心吃他的爱犬。有人嘲笑他是“狗道主义者”，我却很同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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