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增长速度的确过快了，须知对城市养狗实施管理措施也是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的，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城市养狗的数量还不足以形成“狗患”，对城市居民造成的侵害、干扰。

　　养狗的理由有很多种，不论是喜欢狗还是因为寂寞甚至为了炫耀追赶时髦，都是一种需要和权力——这是一种私权；但是狗数量的大增便威胁到了公共权益，狗咬人、狂犬病、惊吓儿童老人、污染环境等等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养狗不受控制，一人养多条狗的现象普遍，几年后城市的养狗数量真的达到五亿多，那将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控制养狗数量是当然之举。为了加强管理，当局的方式主要为办养犬证，配合以罚款，试图以增加养狗经济成本来控制养狗数量的增长。但这样的方式仍失于粗糙，对于有钱人来说，区区几千块不在话下，多养几条狗又何足道哉？而对于确实需要养狗来陪伴自己的空巢老人而言，这样的手段又让人寒心。

　　政策需要更多的细节配合，成本不应只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但是这些都不太够，要让人们放弃养狗，还需要一种城市文明的自觉，以及他们不再养狗之后，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安慰和排遣。

　　生活在以生态和谐为理想方式的城市中，人们以网状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个人空间的自由与公众秩序的维系，以及公权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都应是一种文明的自觉。单身潮、老龄化的出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无可否认，豢养宠物给越来越多身心感到孤独人予安慰，人们确实需要养狗；然而以饲养高大凶猛的犬类为炫耀的资本，以名贵宠物的数量为骄傲的现象也大有人在，许多人热衷于养狗，却不承担看管的责任，无异于叶公好龙。

　　人们应理解爱狗人士的养狗行为，这是文明的宽容；而养狗的人应尊重公共权益，乃是文明的责任。

　　城市养狗在国外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却仅有一二十年，因此我们能够想象，养狗作为一种存在将在城市里持续下去，而养狗之道（德）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巴黎也曾出现过“狗患”，已经过去了；北京等城市的“狗患”只表明养狗道德自觉、制度约束跟不上养狗的数量增长，但也将成为过去。（文/星岛环球网 吴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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