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养狗为例，首先是费用问题，因为高收费，城市许多狗都是“黑户”。其次是管理方式的问题。记得云南屠狗事件发生后，一个网友说，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用警察管狗的国家。

    谁都知道，警察最重要的职能，应该是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治安。而养狗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中国城市治安状况普遍严峻的背景下，即使是警方想管，也无法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类似这样政府机构管不了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相当多。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管理短板现象。仍说养狗吧，一位专家就认为，养狗之事是不是一定只能由警方出面呢？中国政府机构是全世界最庞大的，所以要瘦身，要减员。但要减人，就必须减功能；但究竟什么功能可从政府中剥离出来，转移到协会或者学会中去。这是转型期间的一大问题。

    这是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在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到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的过渡中，社会管理滞后于社会的变化。放大些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层建筑，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基础。

    城市管理属于社会管理范畴。抛开交通、道路、车辆等问题不论，2006年，城市管理中，另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城管与走鬼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由对峙到“和解”的可喜局面。请看以下报道：夕阳还挂在天上，乌鲁木齐“五一夜市”便开始热闹起来：500多个小吃摊位一溜排开。在乌鲁木齐，像这样的夜市大大小小有70多处。乌鲁木齐市政府一位负责经贸的干部这样分析：“有的城市怕小商小贩多了影响市容，把他们当成‘麻烦’到处撵；我们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创造条件支持他们生存发展。”

    这是《人民日报》今年8月28日的一篇报道。它引发了新一论的时评热。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时评作者都把同情的立场站到“走鬼”一边：——不能排除，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需要高质量的管理水平，也不否认，一些地方对城市文明水平提高的迫切焦虑，但任何提高不是简单地打击或禁止。事实上，一个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城市，是不会欢迎这种生冷的“虚幻文明”。就城管而言，必须融入更多的民生视角，本着为民服务的理念，而不只是为了城市的好看。这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近年来，城管与小商小贩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四川一位摊主将尿水泼向了城管队员，北京一位城管队员则被摊主刺死，深圳城管与“走鬼”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面对此，有些城市甚至给城管队员配备了几可与防暴警察媲美的装备。

    粗暴简单，以禁止为主题的管理，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广州，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与走鬼进行面对面交流，直接倾听他们的心声；在西安，城管疏导与治理相结合，以疏导为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经验，走上了12月1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

    一些社会学家曾经统计，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二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这个指标却高达1%！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积极探索、改革社会管理的模式，补上社会管理短板之外，别无他路。(谈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