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芦荻还是张帆，都特别提到汉民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对狗的不同态度。“藏族人很爱狗。我在西藏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太太坐在布达拉宫前，从布袋中拿出在家里捏好了的一大块糌粑给三四只狗，一会就没了。”张帆说，那是在90年代初，当时拉萨山边有很多狗洞，城里有很多狗，没有人管它们，自由自在，“那不叫野狗，是自由狗。它们大部分并不是寺庙养的，但僧人和普通人都会喂东西给它们吃。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和早先有变化了。现在的拉萨已经见不到狗了”。

　　相对于普遍喜欢狗的少数民族，张帆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给狗一个像样的地位。一句话，只要把狗字放在前面，味道就完全变了。在没有少数民族和西方人那种对狗的文化意识的情况下，不只是藏獒，其他中国犬种都很难保护。张帆多年前曾在大理云龙县一个山地白族地区工作生活过，那里的白族更接近彝族，喜欢打猎。“我在那里一年，发现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把猎狗分成一、二、三等。谁家有一只头等狗，这家人的地位也很高。在有点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态中，打到猎物之后，内脏首先给头等狗吃。回来村里各家平均分配猎物，头等狗和人一样也能分到单独的一份。山区对于什么是头等狗有一套自己的传统标准:尾巴卷，头要大，要会爬树会游泳……我当时知道村里有一家人有头等狗，在村里很有地位。后来一次打猎那只狗被豹子咬死了，这家男主人从此萎靡不振，整天喝酒，整个家庭也江河日下，最后成了村里最穷的一家。这充分说明了当地狗和人的伙伴关系，在农耕民族中狗没有这么高的地位。”

　　芦荻说，我小时候念《三字经》，“犬守业，鸡司晨”，“马牛羊，鸡犬逐，此六畜，人所饲”，还是肯定了狗的作用。西方人眼中，狗与人的感情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相提并论。中国古代狗被纳入六畜，但没有给狗一个人类伙伴的地位。最让外国人不理解的就是吃狗肉。“过去没人知道藏獒值钱的时候，好多去西藏的汉人还用藏獒肉做肉包子吃，个大肉多啊。外国人死活不能理解，这么名贵的东西，你做成肉包子值几个钱啊？你看少数民族，蒙古人、西藏人、满族人，都不吃狗，除了朝鲜族。以前老百姓真正吃狗的人很少，他们觉得狗通人性，很少有人吃，就这些年开始大规模地杀狗，什么‘花江狗肉’不就是很有名吗？我觉得所谓的菜狗（中华田园犬）才真正是中国农业社会时与人相依相伴的伙伴。我和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静如找一些老干部，请他们帮助协助保护狗。有人跟我们说，要我们帮忙，写个字什么都可以，保护狗就算了。”“他们都爱吃狗肉。”芦荻说。

　　张帆说:“中国人所谓的菜狗（土狗的泛称，也有称为柴狗、中华田园犬），其实样子很可爱。被日本人引种过去后，人家在制定标准培育，就成了名犬。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太少，注意力不在上面。这方面公安部做得很好。为了减少大量使用的警犬、缉私犬等工作犬进口，公安部在云南昆明建立了警犬基地，用德国牧羊犬和当地犬种定向培育出被称为昆明犬的工作犬。在奔跑速度、耐力、寿命等多项指标上超过了德国牧羊犬，是国内繁育优良犬类新品种的唯一成功范例。我们国家这么多狩猎民族，拥有很多优秀的犬种，只是没有做好保护工作。”对此芦荻也持这个观点:“应当成立一个机构，比如你可以到西藏当地问老人过去怎么养藏獒，或者你去外国追寻京巴的血缘谱系……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动物保护法，我觉得，至少到2008年我们不要吃狗肉了吧？”

　　对于中国本土犬的发展，几乎所有被采访的专家都强调，中国人需要制定出自己本土犬种的标准。张帆他们现在正与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我们去各地采集狗的血样给他们分析，研究西藏犬种的基因优势。中国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文化和自然的多样性这么丰富，一定要有自己知名的犬类品种。”但张帆也指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此政府应该起到组织作用，把政府内和民间的研究者联合起来，同时需要一个权威的官方机构对进行的调查和研究认可。否则作为犬类基因最为丰富的中国，还将继续面临只有10种被国际认可的名犬的尴尬局面。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家高德仪教授说，1945年一个英国人在有关犬类的著作中还记载了在山东梁山一带有一种被称为山东细犬的赛跑类猎犬比较独特。另一种被记录的还有蒙古獒。“书里描写的这种高大的蒙古护卫犬他多年前在内蒙古曾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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