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赛狗、赛猪、斗羊、斗鸡……这些动物赛事都是农民创造出来的，过去农民除了春耕、“双抢”、秋收是大忙季节，其余的时间大都是农闲，尤其是到了冬季，就更闲了，而赛赛狗、斗斗鸡就是农民快乐的娱乐活动。然而这些快乐有趣的娱乐活动已不再属于农民，早已属于城市里的“上流社会”，并成为城市蔚为壮观的产业。如今的乡村文化娱乐活动相当匮乏，现在连这最原始，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动物赛事活动也不玩了（动物是自家养的，农作物收获后，田野是天然的赛场），不玩了，并不是农民不想玩，而是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再有那种闲情逸致。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的文化，几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看了赛狗“回归”乡村的一则报道，报道说，在沧乐（河北沧州—山东乐陵）公路沧县南屯村村外，一块10多亩的耕地上建起了一个赛狗场，不少人被吸引到这里，在赛狗身上押赌注赌输赢，场面很是“壮观”。（2005年9月12日《燕赵都市报》）农民赛狗绝对不可能这样奢侈，10多亩耕田建赛狗场，就是拿几分田，也会让他们忙心痛得要命。过去赛狗，也是等待庄稼收获之后，有还空闲地才赛。当然，这个赛狗场比起那些高尔夫球场那种奢侈地占用耕地几十公顷，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过那是政府行为，农民再心痛也无奈。

　　沦乐的赛狗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赌博盈利，赛狗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赛狗场虽然设在乡村，押赌不象外国的赛马会那样豪押，但也是上百元、几百元地押，我想没有几个农民会这样押赌？几百元输了，就是孩子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不难想象，这些从海兴、孟村以及山东等地跑来沦乐押赌的人是些什么人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还生活在乡村，那时村里除了举行赛牛、赛狗之类活动外，还常常举行挤棍、举石锁、攀手劲、赛龙舟等活动，逢上节日就会舞龙灯、唱赣剧，你上我村，我去你寨，很是热闹。前年春节期间回家乡，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热闹场面了。邻居老伯说:“现如今，过年一点热烈的气氛也没有，除了放一鞭炮竹，什么活动也没有。你在村里那时，有三艘龙舟还嫌龙舟少，不少村民还闹着要打龙舟，现在一艘龙舟还找不到人划。不是农民不喜欢这些活动，而是春节一过，就得筹孩子的学费，买化肥、农药、种子、农具……八十年代，我二儿子读完大学毕业也就两头猪钱，现在我大孙子读大学卖40头肥猪还读不完大学。为了孩子读书，不少农民兄弟正月初二就出门打工，哪还有心思玩乐？”

　　由此，我联想到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的一番话:“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这只是一个消费水平的数字，而农村教育水平至少比城市要落后20年，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就更不能与城里人相比，就是农民与自己相比，也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要匮乏，这个落后的程度也就可见一斑。有专家警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也使乡村文化生活更加匮乏。

　　文化生活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联，如果农民连温饱都存在着问题，农民就不会饿着肚皮去举石锁；如果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农民能有心情去赛狗？要让斗马、赛狗这样的动物赛事不再成为“上流社会”的象征，返璞归真，真正地回归乡村，就必须缩小城乡差别，善待农民，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